近期，全球大气监测网多个监测站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地球大气的二氧化碳日均浓度值已突破政府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制定的400ppm（百万分之一）阈值，温室气体排放警钟再次敲响。

  6月7日，第九届国际二氧化碳大会在京落幕，来自世界各国的400多位气候与生态及环境领域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一同探讨全球碳循环过程及二氧化碳减排机制。

  自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持续攀升。然而，目前让科学家最忧虑的，还不是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已突破400ppm大关，而是二氧化碳积累未有丝毫减速迹象。

  “化石燃料燃烧、土地利用、生物圈释放等都是大气二氧化碳的来源，而前两者是大多数来自。”德国马普协会生物地理化学促进会研究员里克斯汀马库斯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说。

  泥炭地开发是人类土地利用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例子。泥炭地是古代湿地植物遗体被埋在地下，经数千万年的堆积缓慢分解而逐渐形成的有机质含量较高的土壤。我国北方地区泥炭地分布较多，如北大荒就是典型的泥炭地。

  “历史上，泥炭地都是碳汇地点。它们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并把二氧化碳保存在地下。自然界泥炭地分解比较慢，而人类开荒导致地下水位降低，引起二氧化碳释放加快。”美国利哈伊大学教授喻自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说。

  喻自成表示，在热带雨林，如印度尼西亚泥炭地，二氧化碳释放尤其严重；而俄罗斯2010年导致1.5万人死亡的大热浪也与西伯利亚大片泥炭地开发、导致二氧化碳释放过多不无关系。

  “目前，人类活动每年要向大气排放200多亿吨二氧化碳，其中一半被海洋和陆地植被吸收，而海洋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达到40%左右。”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环境科学院博士乔恩斯指出，二氧化碳过高会导致海水酸化，极度影响海洋生物。

  乔恩斯认为，到21世纪中期，全球气温将升高至少2摄氏度，海水酸度与工业化前的水平相比将增加超过60%，减排势在必行。

  与乔恩斯在同一大学工作的Corinne Le Qur则和记者说，坎昆和哥本哈根已经见证了气候谈判的失败，2015年将迎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接下来的3年各国如何通过谈判达成统一的减排办法，对控制排放和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至关重要。

  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的碳排放问题是欧洲专家关注的焦点。对此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所研究员沈承德表示：“欧美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发展，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当然不能让发展中国家来买单。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已承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目标远高于欧盟提出的最高减排30%、美国宣布的减排17%的目标。”

  此次会议副主席、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谢正辉说：“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提高单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必需的，不过依然任重道远。”

  “如果没有自己的二氧化碳监测系统与数据及在科学上对碳循环过程的理解和积累，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国际谈判上就没有发言权。”谢正辉表示。

  卫星观测是实时监测监控全球二氧化碳浓度的有效手段。目前，日本在2009年1月23日发射的GOSAT卫星仍是唯一一颗用于测量二氧化碳和甲烷两种主要温室气体浓度的在轨卫星。

  2009年2月，在第一颗碳监测卫星OCO-1发射失败后，美国表示，耗资7000万美元的OCO-2将于2014年发射。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员尹增山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监测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地专项卫星TAN-SAT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制中，预计在2015年年中发射。”与日本相比，我国碳卫星空间分辨率更高，采样点数更多，区域分得更细。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副研究员田向军是TAN-SAT二期的负责人。他指出，初步分析表明，日本今年1月份发布的GOSAT通量数据有不尽准确的地方。“我们自己的中国碳通量数据同化系统已经初步构建，希望待中国碳卫星发射后尽快发挥其在全球碳通量估算方面的作用。”